■肖家书场商业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高端教育，关于为人处世的儒家原则是先于商业教育之前即需必备的素质，商业教育不提供但必需这些前提素质。19世纪末，在欧洲的文化舞台上，活跃着一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他频繁出入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他还用法文创作了多部作品，是第一个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作家。他就是晚清的外交官、曾朴的法文导师——陈季同。陈季同的《中国的商业教育》一文阐示了一套非常成熟的观念，即是中国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系统的专门的商业教育体系，中国人没有商业教育的传统和观念。他认为，中国人的“商业教育”实质上只是一种商业从业人员的内部技术培训和内部运行规则的适应与遵守，中国人的“商业教育”从来就是一种职业附加的规则导向，而很难成为一种登大雅之堂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陈季同的这套观念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人的商业意识，自古“重农抑商”传统价值观，使得商业教育始终游离于主流教育体系之外。那么，中国的商业教育真的就是数百年来这一副模样，毫无专业性与系统化吗？其实，晋商与徽商形成过一整套系统有效的商业教育体系。譬如，晋商对经理人的考核主要针对其宏观把握局势的能力。著名晋商李宏龄经营以“蔚丰厚”为龙头的票号达四十年之久，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他认为经商如同作战，每次战役的成败往往决定于作战思想和策略的正确与否。李宏龄《同舟忠告》一书中，强调“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攻善守，多谋善变。”徽商更强调经理人的理财能力，对备选人的财务管理能力要求甚高，即所谓“举资负授诸掌计者，坐受成”（注：语自《太函集》卷三七。明代出身于安徽歙县商贾之家的汪道昆后来考学做官，官位做到了南京工部主事，北京户部江西司主事、兵部职方司主事等职。他写成的《太函集》因论述有大量徽商的商业经营理念，而被后世的徽商们奉为经典）。此外，工于心计和节俭自律也是徽商选择经理人的标准之一。徽商后代、清代经济思想家王茂荫在《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中就说：“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创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心计，习俭勤，且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而善任，非是则败。”再者，晋商、徽商均通过实践锻炼来提高从业者的素质，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培养考核来选拔人才。如晋商选人主要以同乡为主，条件近乎苛刻，没有通融的可能。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载：晋商选拔人才，“年龄必须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身高须满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辩给，举动灵敏。须仪态大方，习于礼貌，不惮远行者方为合格。”这条规定，几乎是一道为希望接受商业教育的人所设置的铁门坎，一些基本的“前商业教育”阶段所要求的基本素质，在此成为前提，再一次得以重申和强调。也由此可见，商业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高端教育，关于为人处世的儒家原则是先于商业教育之前即需必备的素质，商业教育不提供但必需这些前提素质。可以说，晋商与徽商的商业教育体系中都有传统文化、信用文化、移民文化的影响烙印，只不过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之后，宣告解体，已不复存在。肖伊绯职业作家，独立学者，已出版《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民国达人录》等十余部作品。